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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销社纪事_散文精选_心情随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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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9-11 10:49:2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供销社纪事_散文精选_心情随笔
  “师傅,请问供销社怎么走?”
  “你去供销社,跟我走吧,我就在供销社上班。你要去供销社什么公司?”
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那还是见人喊师傅的年代,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行驶在省政府大院内的林荫道上。道路两旁的樟树遮天蔽日,清凉宜人。省政府大院的道路横平竖直,将诺大的一个大院分割成一块块,每块都是一个厅级单位。前面拐个弯,再前进一百来米,就到了我上班的地方。省政府大院汽车不多,那年月小轿车本来就少,更谈不上什么私家车,只有厅级干部和省政府大楼内的省领导才有专车接送上下班,厅级单位里的处级干部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。所以自行车可以骑得很快,我拐弯时略微放慢了一点速度,就被一个前来办事的人挡住喊了一句师傅。我推着自行车引着问路人一起走着,不多久,一栋独具特色的古朴的四层小楼就在面前。
  “到了,省社机关在二楼。”
  “谢谢师傅!”
  这人大概是哪个县供销社来的,到省供销社出差办事。他夹着公文包径直往二楼而去,我锁好自行车往位于四楼的供销社下属企业上班。
  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,也简称合作社,绝对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产物。在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,供销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  每个省、县、公社都有供销社,供销社机关是行政单位,下属企业是大集体单位,能够进入供销社工作是铁饭碗。在流行顶脚的年代,子承父业,如果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退休,儿子可以顶替进入供销社,这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。
  供销社在公社所在地有门店,每个大队也有,就是狭义上的合作社(门市部)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合作社里什么都有卖,农药化肥,生产物资,锅碗瓢盆,油盐酱醋,衣服鞋帽,针头线脑,纸墨文具,副食酒水,不一而足,比现在的百货大楼还丰富。我们小时候大队所在地有一个合作社,位居村子的正中央,是全村最好的房子,一溜平房,有水泥做的台阶,有好看的飘出来的屋檐。合作社里的售货员都是干部子女,或者是县城派下来的,吃商品粮的人。他们在夏天穿凉鞋也要套一双丝袜,坐在高高的木质柜台里吹电风扇,真是羡煞我们。我们上小学必须经过合作社,有时买一些学习用品或者受父母委托买一些生活用品,都要进合作社——这是我们的欢快时光。
  本人在散文《一分钱掰做两半花》里记叙了一件关于合作社的趣事。我读小学时是70年代末期,合作社的商店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慈祥老头儿,我们有时到商店买一些学习用具,他总是热情接待,还称呼我们为“老伙计”,我们也这样称呼他。
  老伙计的合作社有一种糖,价钱是三分钱两颗,平均每颗一分半钱。当然,买一颗要两分钱。这种糖是当时大家最喜爱的零食。但没有谁能一次买很多,都是一二颗买来吃。我当然也十分钟情于这种糖,可口袋里常常是空的,偶尔也有一分钱,但苦于买不到一颗糖,只能“望糖兴叹”。我班上有一位女孩,她爸是个拿工资的,所以口袋里经常有零花钱,她经常光顾“老伙计”那儿,也有花两分钱买一颗糖的时候,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与浪费——居然浪费了半分钱。我很心疼那半分钱。有一次,小女孩又摸出两分钱,向“老伙计”买一颗糖,她刚拿了糖转身要走,我急忙搜索口袋,竟然也找到一分钱,我急中生智,赶紧递上柜台。
  “我也买一颗。”“老伙计,买一颗要两分钱。”“她刚才给了两分,加上我这一分是三分,可以买两颗,她一颗,我一颗。”“老伙计,真鬼。”
  老伙计虽然这样说着,但毫无恶意,并卖给了我一颗糖,那位女同学也丝毫没有讥讽我的意思,还与我一同去上学。
  上初中后到了公社所在地,去供销社的机会就更多。供销社的合作社门店也是最好的房子,很长一栋水泥钢筋房子,墙上都是用很白很细的石子拌在水泥里粉刷,然后又磨平,当时是很豪华的装饰,比公社初中和公社办公楼都要漂亮。公社供销社的商品比大队合作社品种多,几乎没有买不到的,但也有缺货的时候,售货员有一个专门登记缺货的本子,把老百姓需要的商品记下来,下次到县城进货的时候就会带过来。
  余天宝的小说《细毛在一九七四》写了一个与供销社有关的故事。细毛的姐姐要在腊月出嫁,细毛不喜欢隔壁村裁缝做的棉袄,他看中了公社供销社里挂着的那件缎子面红棉袄,他想买下来送给姐姐作为出嫁的礼物。但是红棉袄要十五块钱,他没钱,就去砍柴卖给村里的土窑。还多次跑到公社供销社去看那件红棉袄在不在,生怕被别人买走了。还好,那件红棉袄一直高高地挂在那里,好像等他来买。供销社的售货员多次看到细毛来看那件红棉袄,似乎看中了他的心思,鼓励他,细毛,你如果想买,我们给你留着。这给了细毛巨大的鼓舞,他更加卖劲砍柴,终于在腊月攒够了十五块钱,如愿以偿买来了缎子面红棉袄。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是他那当兵的未婚姐夫爱上了别人,并没有娶走他的姐姐,细毛抱着红棉袄欲哭无泪。
  我们上初中仍然是物资短缺,带去学校的口粮都是定量供应,每个礼拜六斤米。平均每天一斤,早上二两米稀粥,中午和晚上各四两米干饭,如果中午吃了半斤,晚上只能吃三两。作为十三四岁正长身体的青少年,根本吃不饱。那时公社供销社的主任是我大舅。供销社有食堂,食堂的大师傅是我大舅的大儿子,也就是我的大表哥。我有大概一个学期或一年的时间到供销社食堂搭伙。一下课,就端个搪瓷碗跑到供销社食堂打饭,这里打的饭绝对比学校食堂的多。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打饭时装满量饭的斗后总要用饭勺抹一把,饭斗都是平平的再倒进你碗里。供销社大表哥则不同,打饭时总要将饭斗堆成一个尖,怕饭掉下来,总要用饭勺捂着,和饭斗一起倒进我的碗里。端回学校寝室就着家里带的腌菜吃得也格外香。
  那年月供销社有亲戚或熟人远不止打饭时饭斗堆得高一些这么简单。化肥是紧俏物资,一般人很难买到,但我家几乎每年都不缺化肥,而且关键时刻还能赊账,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上初中时我经常被父亲带到供销社仓库去提化肥,成堆的尿素码得高高的,一股刺鼻的碳酰胺味呛得我跑出仓库来呼吸。但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怕这味道,交票,提货,将一袋袋尿素搬上板车,绑好,父亲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车上的化肥承载全家人丰收的希望,我们似乎看到绿油油的稻苗在向我们招手。
  1958年以后,供销社与国营商业两分两合,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供销社与商业部、粮食部合并,但还是保留了省以下供销社的牌子和机构。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商业流通的重要机构,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。我也没想到,我的职业生涯也与供销社结下不解之缘。
  1992年毕业分配时,国家将我分至鄱阳湖工作。当时单位设在鄱阳湖边缘的一个半岛上,属永修县吴城镇。这个地方枯水季节是一个半岛,有一条土路连接县城,丰水季节鄱阳湖水位上涨,淹没了土路,这里就成了一座孤岛。进出必须乘船,有班船从南昌经这里前往鄱阳湖,可达都昌县,亦可达鄱阳县。我满怀报国之志,岂能甘心困守孤岛,在这里呆了一年以后,便逃离鄱阳湖,前往南昌,调进了省供销社。
  省供销社其时是红火单位,虽然我进的不是供销社机关,但下属公司也是很吃香的。供销社有六大老牌下属国有企业,分别是农资公司、棉麻公司、土产公司、日杂公司、再生资源公司、茶叶公司。这些公司分工明确,基本掌控了全省生产生活物资的调拨、供应与销售。农资公司掌控农业生产物资,包括化肥农药、农机农具,棉麻公司掌控棉花布匹生产与调拨,土产公司负责土特产、蜂蜜等,日杂公司经营锅碗瓢盆、烟花鞭炮、小家电等生活物资,再生资源公司就是收破烂的,在各地有收购站,茶叶公司经营茶叶,有下属茶厂。省供销社是一栋四层苏式砖瓦楼,前面是省农业厅,后面是省商业厅,都坐落在省政府大院内,与省政府大楼隔着一道铁栏杆。
  即使在供销社下属企业上班,我也没有分到门市部搞经营工作,仍然在企业管理层,还是有点机关的作风的。而且我是直接在人事秘书科,岗位相当于办公室秘书,无非是做一些抄抄抄写写的工作,写写材料,搞搞宣传,这对于中文系毕业的我也算专业对口。那年月电脑没有普及,更没有互联网。全公司只有一台电脑,一个打字员,电脑还是那种带厚厚的屁股的联想286。因为电脑对环境温度有要求,公司设有专门的一间打印室,里面装有一台空调,铺了地毯,进去要换拖鞋,是全公司条件最好的办公间,比总经理的办公条件都好,门上贴有“机房重地,闲人免入”的牌子。因为我是机要秘书,工作关系,与机房打字员打交道就多一些,因此大热天也可以找机会进入机房享受空调。
  没有打卡系统,上下班都靠自觉遵守劳动纪律,有事迟到或早退也不会扣工资。如果你上班时间还没到岗,恰好这时有人找你办事,同办公室的人都会说,你坐一下,他马上就会到的。这是一种习惯,谁也没有手机,究竟几时能到,谁都不好说。BB机数字机也才刚刚开始上市,中文汉显要更晚些。这些都要条件好的才买得起,我们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子还没有条件配置这些。“大哥大”刚刚流行,也就是中国第一代手机,厚厚的四四方方跟一块板砖一样,有一根天线,拿在手上很有派头。当时我们公司给总经理买了一台,价格贰万贰仟多元,大约相当于我当时120个月的工资,我不吃不喝要十年才能攒够。
  供销社没有食堂,具有机关作风的上班人员下班回家吃饭,我们这些单身汉就找地方搭伙。省政府办公厅后勤处有一个机关食堂,也对外开放,只要给钱就可以进去打饭吃,而且离我们供销社也只有两条街区的距离,从后门跨过省商业厅,再跨过省文化厅就到了。食堂菜品很丰富,酸甜咸辣都有,品种也多,炒菜、米饭、面食、小吃,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。但我们必须严格遵守预算管理,每天伙食费不能超过四块钱,否则那一点工资就会显得捉襟见肘。有时遇上同学聚餐、朋友聚会、生日庆典等,这个月一定是要靠借贷过日子。
  住的地方也是没有的,得自己解决。虽然我赶上了单位分房的时代机遇,但是得排队。据说前面排了好几十号人,公司领导、各科室科长、元老级人物、还有等房子结婚的年轻人,论资排辈吧,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人,估计要排半个世纪。房地产行业刚刚兴起,商品房逐步推向市场。有次我看到南昌谢家村的一家楼盘在人民广场做促销活动,最贵的楼层单价每平米600元,如果我要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,以当时的工资,不吃不喝大约需要330个月。但是还得住啊,得找一个栖身之所。也不算很难,南昌有很多同学,其实也不是同学,也算不上校友。就是在外地读书认识的老乡,来自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省的人都流行认老乡。老乡和老乡互相熟识,就成了朋友。毕业后很多老乡分配在南昌,我就去找他们。他们的单位都有集体宿舍,就混进去占一个空床位,把被子搬进去就可以住下来。开始住在江铃,但还是太远,骑自行车从省政府大院到江铃要个把钟头,那时南昌老福山修立交桥,路上到处都围起来,打满了水泥桩,地面很脏,很不好走。后来搬到南柴宿舍,近多了,就在丁公路,步行也就十来分钟。
  还好这样的日子我也没过多久,大概一年有余,这在我辈人群吃过的苦中也算不上什么。1994年秋季我就被单位派往驻外公司工作。这在本人的长篇纪实散文《解密马扎尔》中有详细的叙述。1996年回国后,我回到单位上班,日子仿佛又回到原点。回来后南柴宿舍是没地方住了,住了几天供销社招待所,领导给我分了一间宿舍,单位在昌北有个物资储备仓库,有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楼,一楼是管理办公室,二楼是管理人员宿舍。我栖身于此,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,添置了一些桌椅板凳,再置办了一些弄饭的家什。这些杂物后来在搬离后都没要了,多年以后我去南昌办事曾数次开车绕道昌北去寻觅过昌北宿舍,怎奈红谷滩和昌北大开发,这里早已成为南昌城区发展的新热点,一个个小区遍地开花,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,一片繁华景象,当年的储备仓库和宿舍早已不见踪影,连位置也似乎找不到了。
  90年代中后期,由于对市场经济转轨的种种不适应,省供销社企业经营一度陷入困境,出现了大面积亏损及资不抵债,供销社系统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包袱和债务包袱,甚至到了供销社不消灭亏损、亏损就要消灭供销社的绝境。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,计划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荣光,市场经济登上历史的舞台,供销社企业如夕阳西下,只剩下落日余晖。我的单位也褪去了历史的光环,逐步没落。到2003年前后,省供销社系统自筹资金启动了大规模转轨改制工作,大量人员身份得到置换,一大批国企职工被推向社会,自谋职业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  在省政府大院林荫道上,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在浓荫中穿行。时间往后,离外派出国只有一年,离回国有三年,离自谋职业四年,离改制后真正离开供销社,还有十年;时间往前,离在公社供销社食堂打饭也有十年,离在大队合作社买三分钱两颗的糖已有十二三年;再往后,离现在二十八年了。供销社的经历仿佛是上世纪的事情,有时想起来缥缈恍惚。
  这些事真的就发生在上个世纪。
  供销社,永远的情怀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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